“九曲黄河万里沙，浪淘风簸自天涯。如今直上银河去，同到牵牛织女家。”自古以来，黄河源头就像一道难解的谜题，如磁石一般吸引着人们驰骋想象，孜孜探寻它的根源。

黄河，古称河，相传大禹受命治理黄河，曾把积石山作为黄河源的坐标。《尚书·禹贡》中说大禹治水“导河积石”，这成为最早见于文字的黄河探源记载。先秦时期的《山海经》记述说，“昆仑墟在西北，河水出其东北隅”，认为黄河发源于昆仑山。当然，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，山河险隘阻隔，人们足迹难至，那也只是一种模糊的传说。

最早对黄河源进行实地探寻是在西汉。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，在寻找盟邦联合力量的同时，也把探索黄河源作为一项目标。张骞出使归来后，在向汉武帝的详细禀报中依据沿途见闻，认为这次行经的于阗（今新疆和田）是黄河之源，并说黄河在蒲昌海（今罗布泊）潜入地下，到积石山经大禹治水导引流出地面，从而形成黄河。

对于黄河源的这一认识，在很长历史时期内产生了重要影响，并由此派生出神奇的浪漫想象。传说，张骞乘木筏沿黄河西行探寻黄河源，竟然漂流到天上，在银河岸边见到了织女。织女热情地将一块织布机垫石赠给张骞，作为这位汉使来到银河的凭证。这个传说流传很广，从而成为后世文人咏叹黄河的灵感来源。

唐代诗人杜甫“闻道寻源使，从天此路回”，宋代文学家王安石“派出昆仑五色流，一支黄浊贯中州”，南宋诗人陆游“阴云解驳朝暾红，黄河直与昆仑通”……这些朗朗上口的诗句，都反映了对张骞探黄河源的这种认识。山高路远，地形艰险，无法亲临，古代诗人只能张开想象的翅膀，描绘那个神秘之地，这更增加了黄河源的玄奥色彩。

隋唐以后，中原王朝与青藏高原吐蕃王朝的联系大为增强，黄河源地区处于途经的交通要道，日益频繁的交通往来，催生人们对黄河源地区的认识不断加深。

唐贞观九年（635年），李靖、侯君集、李道宗等大将奉旨西征，侯君集、李道宗率军于荒原行军千余公里，在黄河源地区的星宿海一带乘胜追击吐谷浑鲜卑族溃军，到达柏海（今青海玛多县）。5年后，唐宗室文成公主进藏和亲，吐蕃王松赞干布亲自到柏海扎帐迎亲，留下了千古佳话。唐穆宗长庆二年（822年），唐朝和盟专使刘元鼎奉命前往吐蕃会盟，再次途经黄河源区，回朝复命后写成《仑使吐蕃经见纪略》，详细描述了黄河源地区的山川地貌。由此可见，这时，古代人们已经开始走近真实的黄河源。

元朝建立后，探寻黄河源被朝廷列为专项国家事务。至元十七年（1280年）春，元世祖忽必烈封都实为招讨使，命其西行专程探查黄河源，并赐予军事通行金虎符牌。当时，这种金虎符牌是万户佩戴的等级标识，只有军国紧急大事时才能使用，可见忽必烈对此次探寻黄河源的高度重视。都实是一位精通地理、熟悉西北地区情况的旅行家，他精选数十名擅长骑射的勇士随行，从今甘肃临夏出发，沿黄河西行，跋山涉水，历时4个月，详细记录了查勘途中的山川河流、地形地貌和人文景观。都实一行越过鄂陵湖、扎陵湖，走到星宿海，再往西就是冰天雪地，已经看不出河流的痕迹。于是，他认为这里就是黄河源，并将现场考察情况绘制成《黄河源图》，回朝复命。当朝文臣潘昂霄根据都实的考察成果写成《河源志》一书，对黄河源的干支流水系地貌作了详细记载和标注。这次大规模考察，使古人对黄河源的认知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。

明洪武十年（1377年），高僧宗泐奉旨出使西域求经，历时5年，行程7万多公里，“涉流沙，度葱岭，遍游西天，通诚佛域”，一路经历了各种艰辛险阻。他在途中创作的《陇头水》诗句：“谁言此水源无极，尽是征人流泪织。拔剑斫断令不流，莫教惹动征人愁。”充分流露出久别家国的思乡之情。返程路上，宗泐对黄河源区也进行了考察，明确提出“河源出自抹必力赤巴山”，这里的抹必力赤巴山，就是今天的巴颜喀拉山。这表明，人们对于黄河源的认识愈加接近事实了。

黄河的源头在哪里？在古代中国，这不仅是地理问题和历史问题，还是一个事关王朝法统、疆域建构的政治问题。

清康熙四十三年（1704年），康熙在治理黄河下游水患的同时，为了探求河患根源，派亲信侍卫拉锡和内阁侍读学士舒兰奔赴青海地区，深入探索黄河源。拉锡一行对星宿海一带及黄河源情况做了认真的考察与记录，确定了扎陵湖、鄂陵湖两个巨型湖泊的名字，测量了两湖面积、相互距离等，探明了昆仑诸山与河源的关系。回到北京后，向康熙做了详细奏报，并绘制了《星宿海河源图》进呈御览。康熙帝亲自对这次河源探索和河源图进行总结道：“即如黄河源出西塞外库尔坤山之东，众泉涣散，灿如列星，蒙古谓之鄂敦塔拉，西番谓之索里玛勒，中华谓之星宿海，是为河源。汇为扎陵、鄂陵二泽。东南行，折北，复东行，由归德堡、积石关入兰州，其原委可得而缕晰也。”

这次河源考察，纠正了《汉书·地理志》的黄河伏流说，是黄河源认识史上的一大进步。同时，采用西方测绘方法测量绘制的较为精确的河源图，提高了清代舆图河源地区绘制的精度和准度。10余年后，喇嘛楚儿沁藏布等人受命再次考察黄河源，进行了实地测绘，成果被编入《皇舆全览图》。

清乾隆皇帝在位时，又派侍卫阿弥达探寻河源，祈求河神免除黄河水患。阿弥达经过对黄河源区3条源流实地勘查，提出其中的阿尔坦河应为黄河上源。乾隆帝看了阿弥达的呈奏和舆图后，给予了肯定和嘉奖，御笔亲书《御制河源诗》置于《黄河源图》之上，并命编写四库全书的馆臣将相关图文编辑成《钦定河源纪略》一书。这一时期的地理学家齐召南编撰的《水道提纲》中写道：“黄河源出星宿海西、巴颜喀拉山之东麓，上源有三条河流，向东南注入查灵海（扎陵湖）。这三条河流的中间一条阿尔坦河应是黄河正源。”

在这里，出现重要分歧的是，阿弥达所说的阿尔坦河是如今的卡日曲，而地理学家齐召南所说的阿尔坦河是约古宗列曲。这表明，此时有关黄河正源的认识，依然莫衷一是。

千万年来，黄河源的涓涓细流和清冽泉水，汩汩涌动，它们展露真实芳容，仿佛是在等待着一个伟大时代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为了编制黄河治理开发综合规划，开展大规模黄河建设，国家多次组织黄河源区科学考察，逐步揭开了黄河源的神秘面纱。

原来，黄河源头是一个广阔的区域，这里溪流密布，泉水旺盛，3条较大的分支，卡日曲长129公里，集水面积约3126平方公里，流量较大，人称南源；居中的玛曲长110多公里，集水面积达3818平方公里，源泉众多，历史上曾被认为是正源；北面一支的扎曲，长度、面积等自然特征比上述两条支流小得多。奔腾咆哮的黄河，正是从这3条支流开始万里行程的。

在黄河源科学考察中，1952年夏黄委组织的河源查勘主要任务是：探明黄河源头的水系、河势、海拔、引水线路等自然状况，研究从长江上游调水进入黄河上游的可能性，同时进一步探明黄河发源地。这次实地查勘，历时5个月、行程万余里，克服高寒缺氧、风沙弥漫等重重困难，足迹遍布广袤的黄河源区，实测地形面积2625平方公里，获取了大量第一手基础资料。就在这次考察中，明确提出约古宗列曲为黄河正源。

正是在这次考察后不久，20世纪60年代初，一场关于河源标准的学术讨论在国内展开。水利专家提出了“以流量和历史传统为准”的观点，认为应该以年平均流量最大的支流作为正源；地理学家则坚持“以长度为准”的标准，主张将最长的支流确定为源头。这场讨论持续多年，始终未能达成统一意见。

1976年，一支由中国科学院、水利部和测绘总局联合组成的考察队，在玛曲上游发现了一处特殊的地质构造。这里的地层走向与黄河干流的流向高度吻合，这一发现为玛曲（约古宗列曲）为黄河正源提供了地质学证据。

20世纪80年代，随着卫星遥感技术的应用，黄河源区地理坐标的勘定更加精准，河源水系愈加清晰。通过分析卫星图像，专家们发现玛曲流域的集水面积大于卡日曲，为黄河源头之争增添了新的讨论维度。1985年，黄委根据历史传统和考察成果再次确认：约古宗列曲为黄河正源，并在此处竖立了黄河源标志碑。

1995年，青海省组织了一次规模空前的黄河源综合性考察活动。考察队对两条源流进行了详细的水文测量，首次提出了“多源共治”的概念，进一步丰富了研究黄河源头的科研成果。

进入21世纪，随着测量技术的重大进步，科研人员对玛曲和卡日曲的水文特征有了更精确的认识。连续多年的观测数据显示，玛曲的年径流量虽然略低于卡日曲，但其流域面积和水系分布更符合主干道的特征。同时，考察人员还在玛曲上游记录到了多处泉眼喷涌的现象，这些泉眼终年不断，为河流提供了稳定的水源补给。

2020年深秋，三江源冰川科学考察队在海拔近6000米的黄河源区阿尼玛卿冰川积累区顶部，成功钻取了一支170米长的高质量山地透底冰芯。阿尼玛卿地区是黄河源区冰川分布比较集中的区域，冰川广泛发育，获取透底冰芯对了解黄河源区的生态气候环境演化具有重要意义。

科学探求无止境。目前，由于在河源唯远、流域面积、河流流量、主流方向、历史习惯等诸多判定标准的遵循不一，学术界对于约古宗列曲、卡日曲究竟谁是黄河正源，仍然存有争议。这从中反映出，河源的确定不仅是一个科学标准问题，还涉及人们观测能力、观念认同等诸多因素。从另一个侧面，也透视出黄河问题的复杂性。值得肯定的是，每次考察都为这个古老问题带来新的启示，每一项发现都为源头最终确定提供了重要依据。旷日持久的黄河源头之争，不仅有力推动了黄河源地区的科学考察工作，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科研资料，而且随着研究方法不断革新以及新技术广泛应用，大大促进了人们对黄河源头认识的深化。最为珍贵的是，在黄河源长期研究过程中，凝成了生态理念的共识。进入新时代，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的确立，加强黄河源区生态保护，维护生态系统多样性良性赓续，成为人们的共同价值取向。